全省十三五已累计完成3177个，占全部任务的96.3%，目前全省土壤生态环境管理年度各项任务稳步推进
（七）伪造、变造、隐匿或者销毁环境违法证据的。（1）违法行为（如未批先建）未造成环境污染后果，且企业自行实施关停或者实施停止建设、停止生产等措施的。
《重庆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一）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超过规定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或者趁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或者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之机实施环境违法行为的。（6）其他具有从重情节的。（四）实施两个以上环境违法行为，且违法行为之间不存在必然牵连关系的，应当对每个环境违法行为分别依法给予相应处罚。（二）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当事人陈述申辩时对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提出异议的，由案件调查人员对异议的事实部分进行核查，并反馈法制审核人员，法制审核人员对合理的意见应予以采纳，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审批，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已按环评要求建设完成并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的，未经验收，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责令限期改正后按规定期限和要求完成验收的。（七）未按规定和监测规范设置监测点位，首次发现，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此外，四川省持续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工作，目前，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任务分别完成68.5%和46.9%，国家移交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完成51.3%。
下半年，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将做好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积极推动构建大环保格局、主动服务助推高质量发展、全面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5方面重点工作。为加强全省生态环境系统业务能力建设，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全省生态环境系统业务能力建设的意见》以及关于教育培训、调查研究、标兵创建等3个配套文件。今年上半年，四川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率同比增加0.3个百分点，10个出川断面水质全部达到优良标准，全省地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断面达标率为100%十二五以来，中国通过总量减排推进氮氧化物的治理，取得了一定进展。
以上海为例，段玉森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因为上海有大量机动车、船和飞机等排放源，空气中的NOx一直处在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工厂也比较多，所以VOCs的浓度水平也比较高，整体臭氧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但背后的规律复杂多变。臭氧还会阻碍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进而对生态系统和农作物造成损失。
研究大气化学的科学家用一条叫EKMA的曲线专门描述臭氧浓度与其两种前体污染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雷宇所在的环境规划院也参与到十四五规划中，他说，十三五的重点是针对PM2.5，十四五还会继续要求PM2.5下降，但臭氧和颗粒物的协同一定会作为一个重点，另外可能的一个重点是如何通过环境保护去助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柏仇勇在6月2日的发布会上指出，与全球气候变暖、人为污染排放、及区域大范围传输等因素有关，全球臭氧背景浓度呈增长趋势，平均每年上升1微克左右，这与中国的情况较为一致。对此，雷宇解释说，光化学污染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在特定范围内，如果NOx和VOCs的减排比例把控不好的话，臭氧浓度反而会往上涨。
温度升高有利于臭氧的形成。大部分臭氧是由人为排放的NOx(氮氧化物)和VOCs(挥发性有机物)，在高温光照条件下产生化学反应形成。臭氧的防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本地和区域、城市和郊区、VOCs和NOx几个方面的协同防控。PM2.5后，臭氧治理提上日程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柏仇勇总结说，现阶段中国臭氧污染的根本原因是VOCs和NOx等臭氧前体物还维持在较高的浓度水平，在强日照、高气温、少云量、弱风力、少降雨等不利气象条件下，加速光化学反应，造成臭氧浓度超标。
雷宇说，在2016~2020年的十三五规划约束性指标里，一个是PM2.5，另一个是优良天数，国家希望通过后者来体现对其余几种污染物的约束作用，因此臭氧未被作为单独指标进行管理。高臭氧污染的天气，待在室内是防控臭氧最有效的办法，目前尚无严谨的科学证据表明戴口罩和使用空气净化器可有效防护臭氧带来的健康危害。
一种不分穷富的污染物中国的臭氧污染问题的浮现，是一个缓慢而逐渐积累的过程。今年6月2日，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了《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在近期召开的多场学术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等学者指出，PM2.5和臭氧的协同控制已成为当下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关键。另据《南华早报》报道，尽管控制其他主要污染物的努力已经显现出了好的转变，香港的臭氧污染自2013年到2018年间增长了20%，创下了二十年来的高峰。国际非营利性组织健康影响研究所等机构2019年4月份发布的《2019全球空气状况报告》对室内空气污染、PM2.5与臭氧三种污染物带来的疾病负担进行了估算：从全球来看，在空气污染物引发的死亡中，8%与PM2.5有关，1%与臭氧有关。陈仁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比较主流的结论是，臭氧对人的呼吸道有害，比如引起呼吸道炎症、肺功能下降，对心血管的损害目前看法不一致。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至今，美国的臭氧浓度在波动中缓慢下降， 2019年臭氧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约为130微克/立方米，比1980年下降了35%。北京夏季午后的湛蓝天空，往往被人们认为是这个饱受雾霾之苦的城市一年之中空气最好的时候。
就技术而言，臭氧的治理难度也并不大。比如，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因汽车尾气和工业排放减少，全国范围内氮氧化物NOx同比大幅度下降，然而VOCs并没有等比下调，结果多个城市发现了臭氧浓度的上升今年第一季度国内臭氧浓度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4%，4月份则同比上升8.1%。
2017年，臭氧导致约47.2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发生在中国(38%)和印度(31%)。今年是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当中国的PM2.5治理在多年努力后开始取得明显改善时，臭氧正在成为新的环保难题。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大气监测室主任段玉森记得，2019年5月23日那天，上海市出现了全年唯一的一天重度污染天气，污染物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雾霾或者叫PM2.5，而是一种令人心怀好感的物质臭氧(O3)。但在近地面，臭氧却是一种污染物，尽管它的伤害不足与PM2.5相提并论，但每年在全世界造成100多万人死亡，以及数百亿美元的农作物损失。
早在2008年，一份由英国皇家学会撰写的关于未来臭氧污染的报告就写道：解决地面臭氧污染的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全球环境问题中，地面臭氧具有独特的可控性。跟中国的情况很类似，也是因为没有协同减排。极端天气增多、城市加速工业化进程背景下，复杂的大气化学反应加剧了臭氧控制的挑战。臭氧生成的这种复杂关系，使得治理臭氧时常使用一个词：协同。
相比之下，VOCs控制是短板。在距离地球表面20~50千米高度的平流层，包围着平均厚约3厘米的薄薄一层臭氧，它能吸收太阳光中的大部分紫外线，使地球上的生物免受伤害。
在上海，段玉森也注意到了臭氧加重的一些迹象：在以前极少出现臭氧超标的3月和11月，这两年都开始出现了臭氧污染。但我们对构成它的组分以及如何控制它们的了解，却显得那么不足。
中国近几年已经出台了好几项关于治理VOCs的政策文件，如2017年颁布的《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9年印发的《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及最近出台的《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攻坚方案》这块短板正在不断加强。作为对比，万薇分析说，美国在1997年至2004年间，NOx的排放减少了25%，VOCs排放减少了21%，基本实现了协同控制与同步减排。
极端高温天气、气候变暖等原因带来的臭氧污染加剧是一个全球性、普遍性状况。即便在治理臭氧起步较早、花了大力气的美国和日本，近几年也是有微弱的上扬。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所所长雷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欧洲因为纬度较高，气温和辐射相对较低，总体上臭氧浓度要低一些，中国与同纬度的美国具有更强的可比性。万薇说，日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团队2020年6月在工程院院刊《工程》上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则指出：2013~2017年间，全国74个主要城市臭氧平均浓度上升了20%。雷宇说，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物两者的大幅削减，肯定会带来臭氧下降，但是在某一些区间会出现这种非线性的、反反复复的关系，所以协同治理非常关键，如何去把握这两种污染物减排的比例，需要科学研究给出答案。
1%依然是一个不小的绝对值。郝吉明团队也指出，2013至2017年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期间，全国NOx排放降低了21%，但VOCs的减幅只有2%，这样的组合改变对控制PM2.5而非臭氧有效，这些年的空气数据也体现了这个结果。
根据复旦大学公卫学院教授陈仁杰等人于2017年末发表的文章，全国平均来看，臭氧浓度每提升10微克/立方米，尽管只是短期暴露，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冠心病、中风所致日均死亡率就会分别提升0.24%、0.27%、0.60%、0.24%以及0.29%。过去十年，中国大气治理的核心都围绕PM2.5。
